“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是陆游的一副劝勉联，大家都熟悉。而“儿到用时方恨少”，却是我家老大信口篡改的。

2012年省作协在椒江举办我那本《河边的呼唤》作品研讨会，外地的文友纷纷赶来捧场。他们有的从路桥机场落地，有的从黄岩动车站出来，有的直接到达椒江长途汽车站。时间参差，早晚不一，因此，接站的任务有点紧张，我家三个儿子就齐上阵了。

那天，老大刚刚在机场接上一位北京客人，我打他的手机，让他赶紧到汽车站接一位上海来宾。老大问我：老二呢？老三呢？我说老二去动车站了，老三去宁波接人还没回来。老大脱口而出：儿到用时方恨少！

北京客人乐喷了，后来他跟不少朋友提起此话。多年后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一位并没有参加我那次研讨会的朋友见了我就说：“儿到用时方恨少——这次是哪位公子陪你来的？”

“儿到用时方恨少”虽是玩笑话，但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的体会就越来越深。比如前年春季的一天，我站在一个皮凳上伸手去够最高的柜门，不料皮凳子一转，摔了我个仰八朝天。当时只觉得左臀很疼，躺着缓了会儿，撑着身子坐起来，却感到左膝更痛，左腿也不听使唤了。

我对自己的左膝说：装什么装，你又没摔着！

我努力想站起来，可是左膝痛得要死要活的。老头子就打电话告知儿子们。老大就一马当先地赶过来了。

他用力扶着我的左胳膊，我悬着左脚，用右脚单跳着，跳进了电梯。电梯下到底，还有三个阶梯要步行。老大就背起我，下了台阶走向停车位，把我塞进他的车子里。

到了医院，挂了个名医号，拍了张CT片。结论是我的骨头没事，是筋扭伤了。于是就扎针，艾灸，紫外线“烘烤”……

我每天都要去医院做理疗，三个儿子就轮流着，该扶时扶着，该背时背着；又买了张轮椅，可以推的地方就推着。如此折腾了一周，膝头不但不见好，那疼痛似乎更加肆无忌惮了。

黄岩一位朋友知道了，电话我说：去我们这儿章氏骨伤科医院试试吧。于是我家老大又送我去了黄岩。

那章医生让我躺下，在我的左腿上捋了几个来回，说，做个核磁共振吧！可能是骨头伤了。

核磁共振单子出来，上写着：“左膝膑骨右侧裂伤”。章医生就呼啦呼啦地拌了一大碗石膏浆，扔进去好几卷纱布，然后把浸泡得湿漉漉的纱布拉出来，把我的左腿自上至下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5分钟后，石膏硬了，我从床上坐起，虽然不敢让左腿着地，但左膝基本不痛了。回家养了二十多天，我拆了那硬邦邦的石膏，就能在室内自由行走了。

再说另一件事。去年10月份的一个凌晨，我醒了，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台灯，脖子突然一闪，顿时天旋地转，耳朵吱吱乱叫，后半个脑袋像有水泥搅拌机在轰隆轰隆，接着是冷汗淋漓，恶心呕吐……

熬到天亮，打电话给老大，他立即跑来要送我去医院。可是我晕得昏天黑地，根本走不了路，他差不多是抱着我，把我弄到了他的车上。

一系列检查下来，排除了脑瘤、脑出血，脑长虫、脑异物；医生宣布道：典型的美尼尔综合症！于是开了些颗颗粒粒的药，还给我的静脉输了两大瓶药液。记得其中一瓶叫天麻。我心想脑子有病，天麻肯定是对路的。

从输液床上起来，眩晕似乎好多了。回到自己小区，我推开儿子的搀扶，坚持自己走路。为了保持身体平衡，我张开双臂，摇摇晃晃趔趔趄趄地走着，自我感觉很像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

可是第二天醒来，又天旋地转了。有人怀疑我是颈椎毛病，我想有理，于是就喊老二来，送医院按摩、针灸、刮痧；第三天还是晕，老三的丈母娘告诉我有个私人医生特别好，老三就送我到那医生家里去。那医生的银针有10多公分长，从脑顶扎进，“云深不知处”；从左太阳穴进去，感觉要从右太阳穴出来……

但这个眩晕特别难治。儿子们又分别送我到各个医院做小针刀。小针刀有点可怕，那一刀刀下去，那咔嚓咔嚓的声音，我觉得我的脑袋很像一块被恶搞的番薯……

儿子们到处打听哪儿医生好，他们带着我，把各县、市、区的医院都跑遍了，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头晕虽不像开头那么严重，但要走路，仍然得像余秀华那样张开双臂摇摇晃晃。有一天，侄子说天台有位郎中专治疑难杂症，于是又把我送往天台乡下。我叹息道：儿到用时方恨少，连侄子都成候补队员了。

折腾了一个半月，头还是晕。有人怀疑我得的是耳石症。于是老二又带我去市立医院找这方面专家。那位医生让我躺平，悬出脑袋。他托着我的脑袋徐徐左拨，我的身子也跟着缓缓地侧转。然后他直起身子说：好了，耳石复位了。我犹疑地坐起身，晃晃脑袋，居然不晕了！真不晕了。

我拒绝老二送我，神清气爽得像神仙那样自己打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