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励

（台州籍考古学家）

“儒林”二字，搭配真是传神。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道理，在儒林，也不例外。

说起来的确无奈，出身寒门的读书人，想要出人头地，正经的出路，只有参加科举一途。而举业则必须学好时文。时文，即八股文，一种规范、刻板的应试文体，洋洋万言，除却“之乎者也”的圣贤腔调，据说实质内容则近乎没有。

对醉心举业的童生来说，八股既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也是真正的学问。八股行不行，等于肚里通不通。八股做好了，任凭什么文章都难不倒，要诗就诗，要赋就赋，一鞭一道痕。而检验八股行不行的唯一标准，就看科场上中不中。正如马二先生所言“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孔子有孔子的举业，孟子有孟子的举业，那就是游说列国，汉朝董仲舒的举业是举“贤良方正”，唐人的举业是诗赋，宋人的举业是讲理学，而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念时文、做举业，否则“哪个给你官做”。他们的所谓举业，其实就是做官。

周进与范进，都是八股时文的能手，除了做“花团锦簇一般的文字”，别无所能。在我们今天看来，两人深受时文之苦，深受时文之害，但在他们侥幸成为老爷以后，都是时文的坚定卫士。魏好古提着诗篇来请教，周进大怒：“像你这样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范进比起周进来，似乎还要彻底，堂堂进士，山东学道，索性连苏东坡都没听说过，被自己的幕客捉弄也不自知。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时文才是正经的事业，而抒情遣怀、风花雪月的诗赋之类，只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

两位老爷果然是“烂忠厚”“没用”的人。其实，当时在举业之外，另有一条轻松、潇洒的进身之路，那就是想方设法做名士。名士到底与汲汲于功名的“俗人”不同，必须有点吟花弄月的本领，做名士，必须会作诗赋，同时对历史、对时事最好也有点标新立异的看法，比如认为“本朝的天下，本来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明朝就不成个天下”。

贫民出身的牛浦郎，根不正，苗不红，偷来《牛布衣诗稿》，豁然开朗，“原来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老爷来往，何等荣耀”，于是就冒充牛布衣招摇撞骗。老实说，牛浦的见解，比范进之流要高明一些，在“大宴莺脰湖”之类的场合，装作风雅，饮酒作诗，冒充名士，才是结交权贵、跻身上流社会的捷径，整天泡在枯燥乏味的圣贤书和制义选本中，又何苦呢？

小说中的名士，他们在做什么：游手好闲、摇头晃脑、自吹自擂、互相标榜。名士们的口头禅是“各处诗选上都刻有我的诗，今已二十余年”。自吹之余，也不忘攻击一下八股时文，“我们名士都不讲八股的”，只要写一手漂亮的诗篇，“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呢”。名士看不上时文，可偏又撇不开“进士”的诱惑。

在时文中吃尽“苦中苦”的人很多，但有幸像范进一样成为“人上人”的很少，落魄的只能以教馆、卖文等“不正经”的勾当了此余生。而欲以诗赋一鸣惊人、结交上流的名士，又将如何？得偿所愿的人也极少，通常只是些大话连篇、既穷且酸、行事古怪的“高士”。名士，名士，就是“有名的呆子”的意思。

在吴敬梓笔下，时文与诗赋，都是书生们讨生活的饭碗。但这两口碗，都装不下新鲜的珍馐，只有一股迂腐的酸气扑鼻而来，如馊物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