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底座，也是人民群众感知公共服务质效和温度的“神经末梢”。但从基层实际看，则存在基层治理的“政府依赖症”，部分群众存在等靠要思想，重私利、轻公德，重权利、轻义务，缺乏公共精神与参与精神，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没有充分发挥。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有效机制，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努力构建干部群众一起干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素质提升法，培育群众参与的公共精神

精神是行动的先导，激发内生动力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大力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文化礼堂建设，发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作用，培育公共精神与志愿者意识，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细胞，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充分挖掘克己修身、尊老爱幼、勤俭持家、敦亲睦邻等思想文化资源，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丰厚道德滋养。

以平台搭建法，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渠道

当前群众没有较好地参与基层治理，在一定程度是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化参与渠道。要建立健全村（居）民自治制度这个主渠道，依托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调解委员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议事协商载体，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良好基层自治格局。此外，要探索创新丰富多样的社会参与渠道，比如：擦亮“民主恳谈”“请你来协商”等治理品牌，创新协商民主实践，积极向群众问计问策；搭建和谐促进会、新乡贤联谊会、流动人口自管会等参与载体，切实将民智民力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规范约束法，构建群众参与的社会规范

当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缺乏积极性主动性，也跟缺乏相应的规范约束机制有关，无规范即等同于无要求。要加强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建设，修订完善群众在规范日常行为、维护公共秩序、保障群众权益、调解群众纠纷、引导民风民俗等方面的规则约定，特别是要对滥办酒席、天价彩礼、薄养厚葬、攀比炫富、铺张浪费等突出问题进行抵制和约束，引导基层群众有序参与村居事务、加强村居治理、弘扬公序良俗。要加强行业规章、团体章程建设，建立完善各行业各团体在生产生活中的社会规范约定，切实发挥行业商会、团体组织在基层治理的积极能动作用。

以利益激励法，探索群众参与的激励方法

在市场化大潮下，推动群众参与也离不开相应的利益激励机制，通过实实在在的激励能有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充分用好乡村治理积分制这一有效激励方法，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身边事入手，将村居重要事务量化为积分指标，通过民主的方式形成积分评价办法，再用这个办法对群众日常的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积分，根据积分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物质奖励，进一步解决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让“小积分”解决“大问题”。同时，要探索创新其他形式的激励策略，比如推广“平安金币”“绿色货币”“爱心超市”“道德银行”等有效做法，驱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

以群众动员法，建立群众参与的引领机制

党的百年历程告诉我们，只要做好了群众工作，就能把群众充分调动起来。要加强党建引领群众参与。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组织开展党员联系户、党员户挂牌、党员做承诺、党员做志愿等活动，发挥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带头示范作用，进一步引领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推动形成干群共建共治格局。要加强宣传发动群众参与。以动员群众参与为目标，积极组织多形式、全方位、深层次的系列宣传活动，创新社会动员方法，树立基层先进典型，营造全民共治氛围。

以适度放权法，给予群众参与的自治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政府要避免干预过度。政府当然要发挥主导作用，但不意味要大包大揽、包打天下，需理顺政社关系边界，重新审视和规范政府介入的范围、形式和程度，做能够包容并促进社会成长发育的能促型政府。社会要给予自治空间。基层事务面广量大，往往牵涉多方利益，只有适度放手发动群众，化被动为主动，化客体为主体，才能让群众在基层治理中形成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激发出真正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