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时锋

（穿了一辈子制服）

一封加急电报摆我桌上。

正文五个字：“明日到泸父”。电报是按字数计费的，读着拗口，但能看懂，父亲明天来，那时我在四川泸州当兵。

父亲来队当然高兴，但来的不是时候。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部队为落实毛主席“野营训练好”的指示，每年冬季用一个月时间千里拉练。父亲来队时，离部队出发只有一天，况且这一天有半天拉练预演，有半天物资准备。

电报发自陕西宝鸡，猜测父亲是出差顺路来，过宝鸡就是四川。我拿电报找宣传股黄副股长汇报，重大问题必须要报告的。黄副股长说，欢迎来，你收拾好个人物资就行，预演不用参加，陪爸一天，招待所我帮你联系。话不多，很温暖。

这一天在盼望中等待。到晚上七点多，营门口哨兵通知我接客人，我把父亲接到集体宿舍，拿出事先准备的干粮水果让他吃点。来看望的黄副股长说，旅途辛苦，喝点热汤吧！他叫一名干事上家属院去，让他爱人下一碗面条，特意交代不放辣椒多点汤。

他坐下陪我爸聊天，介绍我的情况和部队即将外出。我爸得知给我放假一天很感谢，但坚决不同意，说和儿子见个面就高兴，不能有任何影响。

晚上无人时，父亲说这次来给你带了块手表。这让我很惊喜。那时的手表，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凭券购买，在所有券中，手表和自行车券最紧俏，因为嫁女娶媳妇能有一样就很体面。父亲说，正巧有个机会，单位一个同事的女儿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南京成了家，帮买了块南京手表，价格40元。而上海表是120元，南京表因价格便宜很难买。

父亲把用别针别在内衣口袋里的手表掏出给我，沉甸甸，亮晶晶，表带是履带式的。表盘上有两个醒目汉字——“钟山”，采用的是毛主席“钟山风雨起苍黄”的手写体。“钟山”下面有一行汉语拼音，最下面是“中国南京”4个字。

第一次拥有手表的心情是多么激动，睡觉时我试着戴到手腕上，戴表的手始终放在胸前，生怕压着和磕着。在被窝里，时不时地把手表放到耳边倾听秒针的走动，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嘀嗒嘀嗒”声音听起来更加匀称而有力。我能想象手腕上有个手表是多么风光，有些人不是特意挽起袖子露出表带吗？那时候部队干部戴手表普遍，一提拔排长每月工资五十三元五角，买块手表没问题。而战士的津贴费第一年每月六元，第二年七元，第三年八元。假如你戴块手表，肯定是家里人买的。那么，每周一次的班务会，全班人会对你火力全开，什么“缺乏艰苦奋斗思想”“享乐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什么帽子都有。那时我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思来想去，这手表不能戴。

第二天一早，我把想法告诉父亲，父亲表扬我想得周到。他说，手表带来了不用带回，你包起来放好，退伍回来可以带。考虑到即将外出野营拉练，我把手表用手绢包好锁进了抽屉。

父亲在部队的一整天，上午团里的拉练预演，我照常参加，父亲跟着看热闹的群众看了整个过程。一个步兵团一二千人，轻重武器全副武装拉到忠山脚下的六中大操场，非常壮观。父亲说，很难得看到。下午，我先准备个人野外携带物资，剩点时间陪父亲在营区转了一圈。晚上，在招待所陪父亲聊天，不到十点，他就催我，快响熄灯号了，回去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第二天凌晨，为了保密和不扰民，从起床、吃饭到出发都没有号声。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在家属堆中为我送行。他离队时，我请留守的老乡送到车站，愿他返家途中一路平安。

手头有个喜欢的宝贝，就像找了个漂亮的女朋友，每个周末都想着要见面幽会。野外拉练归营以后，白天，手表还是锁在抽屉里，因为军队是统一号令没有个人支配的时间；夜晚，我总要拿出来看看，因为机关经常写稿子，看看加班到几点了。

有一次，我看手表无意中让同室的战友看到，我相信他不会去打“小报告”。但心里没底呀，就像《红楼梦》中的丫头司棋和表弟潘又安偷情幽会被鸳鸯撞上一样，鸳鸯讲“我横竖不告诉人，你放心”，司棋还是吓出病来。对组织隐瞒是个问题，我拿着表主动找黄副股长汇报，他把玩半天说，机关兵戴个几十元的手表没啥大惊小怪，你不戴是对的。黄副股长是我在军队最崇敬的人之一，给我很多帮助。我退休后在椒江有了房子，还专门请他两口子到台州来，玩得很高兴。

第二年，我提拔干部了，手表才堂堂正正戴到手腕上，公开示人。钟山牌手表陪伴我有七八年的光景，修理过两次，都不是机械原因，是因我使用不当造成。一次是洗衣服没取下进了水，表盘起一层雾，钟表师傅打开擦拭后就好了。还有一次不小心重重摔一跤，砸破了表盘，表也不走了，跑了几个钟表店都修不了，这手表在四川不普遍，没有配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选送到南京的军校读书，特意带着这块摔坏的表。周末跑了几个地方都没人修，在新街口的一个钟表店，师傅说现在很少有人用这表了，花几十元钱修理不划算。我说，我修的是念想，这表承载了我太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