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凯／讲述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整理／摄影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凯，12月23日上午做客台州市民讲堂，为读者带来一场题为《科学与人文——近代大学的教与学》的讲座。记者整理撷取了其中片段。

通才和专才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学。”我认为国内高校的百花齐放，科学人文气息愈发浓郁，与我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开创，是密不可分的。

1920年，国内大学课程，常常偏重文法科，而忽视农工医各科。高等教育形成农工科萎缩过度、文法科发展过甚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们力图以科学增进国力，批评过去教育的弊端。

浙江大学就成为当时“抑文重实”教育的典范。陈训慈曾在浙大史地系任教，对于这座学校，他爱得深沉，更是寄予厚望，提出“求是”为浙大之历史名称。浙大的办学方向，则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熔铸他们服务社会和服务国家的健全品格。

1936年，浙大发生“人事异动”。为振兴浙江学风，陈训慈、陈布雷等浙籍人士，引介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担任校长。竺可桢认为，“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他提出浙江大学各方应平均发展，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又能各具专长，养成全才。他指的基本训练与各具专长，即是要打通基础与应用的学科限制，使专与通有效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敏锐的科研能力；基础与应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为落实全才的培养，竺可桢在上任初期，即着手改革教育理念，发展文史学科，调整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设置基础课程。之后，浙江大学的办学方针与学术风气随之转型。

竺可桢与新生交流时强调：一校有一校的精神，浙大以诚、勤为宗旨，大学教育不仅是使学生求得谋生之道，掌握一种技术，更重要的是要训练他们如何能正确地发散思维。

“求是”精神

1937年，张其昀在浙江大学第十届毕业典礼上，从求学、做人、政治三方面，概括了“求是”精神的内涵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应用。他认为，“求是”精神是一切读书、做人的根本。

抗日战争浙大西迁途中，竺可桢认为“求是”精神应该是浙大师生立身治学的最高准绳。

在1938年11月19日第十九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提议，郑晓沧、郭斌龢附议，校务会全场通过，正式决定“求是”两字为浙大的校训，“求是”精神成了浙大精神文化的核心。

之后，竺可桢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

“求是”精神以科学方法与精神为基础；“求是”精神以德性养成为前提；实践“求是”精神，必须积极回应时代主题，进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

为了让同学们能更深刻地理解“求是”的内涵，竺可桢不厌其烦地说：“你们要做将来的领袖，不仅求得了一点专门的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以及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甘愿牺牲自我的无私奉献精神。”

这样的精神，如同灯塔一般，为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以及浙大的师生们，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