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渊 /文

一

天地不仁。北宋庆历五年（1045）六月，天降暴雨，海潮倒灌，水漫台州城。

洪水冲垮了城墙，淹没官府、寺院、民宅，数千人因此丧命。幸存者躲在山谷之间，茫然不知所措，只能相视而哭泣。

如此灾难，有司震惊。使者田瑜赶往台州视察灾情，惨状不忍卒看。人们衣衫褴褛，住在潮湿的草舍里，吃腐烂的糠核。街上，横尸遍地，无人收拾。灾后，由于物资短缺，人性恶的一面被激发出来，偷盗、抢劫等时有发生。

这样下去可不行。田瑜亲自出面安抚百姓，从邻县调度来衣食，分发给灾民，并告诉大家，不要害怕，不要伤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台州的水灾，很快上报到朝廷。朝廷认为，这是暴雨过后，水流排泄不及时导致的，便将重建台州城的任务，责成于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凡台州所求必应。

主持修城工作的，是太常博士彭思永，朝廷命他代为掌管台州。彭到任之初，将死者逐一安葬，写悼文祭奠。有百姓家中贫困，造不起房子，他派人去伐木，运来木材帮助盖屋。

安顿好民生，开始修城墙。这是一项浩大工程，须动员四县之力。彭思永这样分工：西北隅由黄岩县令范仲温（范仲淹的兄长）负责，西南隅由临海县令李丐负责，东南隅由宁海县令吴庶几负责，东北隅由临海县尉刘初负责，城中建设由仙居县令徐赳负责。为确保施工安全有序进行，还配有稽查人员和监工。

于是，在各方努力下，历时三个月，城墙终于完工。长官们坐在一起商量，认为现在的城墙是夯土墙，若遇到大洪水，恐怕很难抵挡，不如在墙身包砌陶砖，以增加坚固度。范仲温提议，石块比陶砖更硬，不妨两者兼用。他的方案获得一致认可。

第二年（1046），新知州元绛到任。此时民生稍有复苏，城内百废待兴。元绛取出州库资金，盖了几千间屋子，让百姓居住，给了大家三年的偿还期。又购置材料、招募工人，对城墙环周表里，均砌上砖石。新台州城建成后，在外流浪的人们也逐渐回到了故乡。

新城内外有九座城门，城门上建有城楼。东边是崇和门，西边设三门，从北往南分别是朝天门、括苍门、丰泰门。南边设三门，从东往西分别是镇宁门、兴善门、靖越门。内城，即子城，位于州城西北，为台州衙署所在，东西各有顺政门、延庆门。

家园得以重建，台州人感念元绛的功绩，击节而歌：“为君忧乐兮与民共之，天惠其宁兮无以君归。”

元绛听后，谦逊道：“我不过是一介微臣，幸好有诸君匡助，才不至于失职罢了。”

二

临海修建城墙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东晋。元兴元年（402）三月，五斗米道起义军首领孙恩进攻临海，郡守辛景在龙顾山筑子城，凭地利据守，击退孙恩。因而，辛景将龙顾山命名为大固山，意为固若金汤。

从当代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台州府城靖越门东侧的城墙，出土了汉六朝的墓砖、青瓷器等。说明在汉六朝时期，临海城已有相当规模的聚落。

唐武德四年（621），唐将杜伏威大败李子通，江浙一带进入唐朝版图。南北朝时期的临海郡，改置为州，因境内有天台山，故名台州。临海县成了台州的州治所在。

传说，台州的城址，由术士李淳风所择（王士性《广志绎》），多少有些牵强。李淳风生于隋仁寿二年（602），设置台州那一年，他才19岁，尚在李世民帐下做谋士，断无可能为台州做城市规划。事实上，早在隋开皇十一年（591），台州境域的行政中心，就从椒江北岸的章安，搬迁到了临海大固山。

但话又说回来，台州城的选址，确实与传统风水堪舆术相符。州城处于山水盆地之中，西南环灵江，东有“山水窟”，后成东湖，北靠千仞大山，背山面水，负阴抱阳，实乃藏风聚气之福地。

除了风水，军事防御是古代城市选址至关重要之考量。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评价，两浙“十一郡城池，唯吾台最据险”。灵江为天然护城河，北山为天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辛景逼退孙恩就是最好例证。

再从江河水系上来看。台州城是“五水汇聚一堂”的格局：北边天台的始丰溪、西边仙居的永安溪，在三江村附近交汇成灵江；发源于尤溪双坑牛岗的义城港，从州城东南注入灵江；源自小芝的逆溪和源自金竹东北麓的大田港合流，在州城东与灵江相汇。优越的水利条件，既给州城人民提供充足的生活用水，亦可作为便利的交通航道。

水是上天的恩赐，却也包藏祸患。夏秋之际，每当暴雨连连，五条河流便化成了五条奔涌咆哮的孽龙。五龙共聚于盆地，若不及时入海，滔天之力便会令台州城变成“水国”。

因此，自武德四年（621）建城伊始，台州城便筑起城墙，不光是出于军事考虑，更是将其作为抵御水灾的防洪坝。

晚唐诗人许浑曾泛舟灵江，写下“南郭望归处，郡楼高卷帘”的诗句。南郭，即南边的外城墙。

三

唐代至北宋早期，台州的城郭应当都是土墙，防洪能力有限。而庆历五年那次大洪水，令台州人痛定思痛，不惜下血本，也要给城墙披上“盔甲”——即用砖石全面包砌城墙。

如此工艺，确实令城墙坚固许多。然而，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类的努力又显得如此渺小。庆历水灾才过去九年，到至和元年（1054），大水来袭，城墙再度失守，城内汪洋一片。

有宋一朝，史料记载的水灾共七次，除庆历、至和年外，还有北宋嘉祐六年（1061）、北宋政和二年（1112）、南宋淳熙三年（1176）、南宋绍定二年（1229）、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史书上简短的一行字，“漂室庐，死者以数万”，就是无数家庭的灭顶之灾。

每经历一次水灾，城墙就要修葺一次，在原有基础上增高补缺、加宽加厚。有的官员为了防患于未然，在任期间，大兴土木工程。像熙宁四年（1071），知州钱暄将东城墙向内迁移了一里地，又在城东开凿东湖，以起到蓄洪的作用，此次城墙内迁，也基本框定了台州城的格局。又如淳熙二年（1175），知州赵汝愚大修城墙，累计用工一万五千三百七十六，用钱二十万七千九百贯，用米四千六百石。

南宋时，台州城墙颇具规模，周长约18里，小于越州（24里），与明州（18里）相当，大于秀州（12里）、婺州（10里）等。《嘉定赤城志》作者陈耆卿这样描述：“萦纡演迤，环拱其郛，岩光川容，吞吐掩映于烟云缥缈之际，真足以奠城社，表宅里，聚廛市，以雄跨一方矣。”

纵观城墙的修筑历史，就是人与洪水反复拉锯、拔河的历史。既然水患无法根治，“有识之士”就提出，为什么不迁城呢？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绍定年间（1228-1233）任台州通判的陈观。

绍定二年的大水后，陈观专门写了一篇《筑城议》，大概意思是说，庆历年的水灾，已隔百年，不可谙详，绍定年的大水，却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自古城邑，因水圮坏的，只听说迁居能避祸，还没听说过靠修城能挡住水灾。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应尽快搬离此地。

当然，陈观的主张并未获得大家的认同。临海乃州治所在，要废弃旧城，择地另辟新城，谈何容易？更何况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故乡有情感上的眷恋，若非万不得已，断然不可能离开。陈耆卿还为此写了一篇《上丞相论台州城筑事》，予以驳斥。

因而，人们只能在修筑城墙方面继续下功夫。比方说，在城墙外侧的墙根处，筑起高台，以防洪水直接冲击墙基。这种高台，名为“捍城”。捍城外侧的江水中，又布桩加固，在各桩之间垒砌石块，筑成长堤，用来保护捍城。这种长堤，名为“护城”。层层设防之下，台州城墙可谓“武装到牙齿”。

四

水灾虽时不时发生，但更多时候，城墙确实阻隔了洪水，护一方平安。

同时，它也起到了军事防御作用。两宋三百年，台州城经历了两场战争。一场是北宋末的方腊起义，仙居摩尼教首领吕师囊率部响应，数次攻打台州，屡攻屡却。另一场是德祐二年（1276）的元灭宋之战。

元朝初年，蒙古人毁尽天下城墙，以防汉人踞城反叛。江浙一带的州县城墙尽遭拆毁或废弃，唯有台州城墙，因其防洪功能而得以幸存。元代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记载：“皇元大一统，尽隳天下城郭，以示无外，独台（州）城不隳，备水患也。”

城墙可免，子城难逃。在元军攻占台州过程中，子城墙毁于战火，往后再未复建。

元代至清代，有史可查的修缮城墙有十次，元代方国珍、明代戚继光、清代江承玠等都曾主持修过城墙。他们在城墙上留下了各个年代的铭文砖，以及“一竖一横”“人字砌”等砌筑工艺。城墙越砌越厚，一圈一圈，如同年轮。

上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席卷全国。国内绝大多数古城的城墙，就在这一时期拆毁。当年，得知北京城墙决定要被拆除时，古建学家梁思成悲痛欲绝，失声痛哭。

1958年，因为市区的东扩，临海东边的城墙被拆除，留下了崇和门这一地名。其余三面城墙被完整保留，至今保持着三面合拢的状态。浙江诸州府的古城墙，唯台州保存最完好，且美其名曰“江南长城”。这并非当地人有多么好的文物保护意识，实则城墙依然肩负重要的防洪使命。当台风天，江水漫灌，城墙就是城内百姓的一道“生命屏障”。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台州古城墙就这么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如今，人们来到临海，行走在古城中，能感受到浓浓的“宋意”，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这绵延千年的古城墙。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城墙却屹立如初。当你拾阶而上，登上城墙，见青砖蜿蜒，夕阳照射在雉堞上，雄伟中平添一分苍凉。风穿过城墙的每个缝隙，吹拂到你耳边时，那一声是诉说，还是叹息呢？

参考文献：《台州新城记》/苏梦龄、《台州杂记》/元绛、《台州府城墙》/徐三见（主编）、《台州府城墙砖录序》/郑嘉励、《宋代城市研究》/包伟民

▶插图均来自《台州府城墙》/徐三见（主编）

▶栏目LOGO：周伟玲/绘图、张 婷/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