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曹锦炎所长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工作，他认为考古所太低调了，贡献这么大，但在社会上没声音。所以，我们要在报纸上、电视上有考古所的工作和身影。

那时我在《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写豆腐块，曹所长原先就知道我，他让我配合报纸记者做宣传，用行话说是“通讯员”，也有人戏称我是“新闻炒作员”，或者省称为“炒作员”。2000年，曹所长一手策划“彭公大墓”“雷峰塔地宫”的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的大手笔。

正值纸媒的黄金时代，报纸上的文章有很多人看，影响也大。

我在报纸上写，出手很快，追踪报道“彭公大墓”。结果，新闻追着追着，“彭公大墓”挖着挖着，“大墓”竟然不是越国的大墓，而是一段“水坝”，当时有人说是宋代以后的风水坝，但坝内的填土中出土了一件木锸，我与孙机先生《汉代物质资料图说》的同类出土物比较，可以肯定是汉代以前的。但大家好奇的是大墓，对水坝不关心，考古工作就中断了。现在我们知道，“彭公大墓”其实是良渚古城外围水坝的一部分。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所里的老先生提醒我：“小郑，我们干考古的要严谨，不能没考虑清楚就说话。”而曹锦炎所长说：“我们的意见不一定正确，实事求是报道，只要实事求是，就不怕别人说。”

结果，彭公当然不是所谓的“越国大墓”，新闻宣传摆了个大乌龙。我灰头土脸地跑到慈溪上林湖的山沟沟里躲起来。曹所长说，怕什么，以后从头再来。

第二年的雷峰塔地宫发掘，曹所长再次让我担纲“炒作员”。在报纸上写通讯，写考古发掘记。这一次，领导、专家、群众“三满意”。很多人表扬了我的两篇考古发掘手记写得好，尤其是发表在《都市快报》上的一篇考古发掘手记《漫长的一天》——当时，雷峰塔的纸媒报道，我们是与《都市快报》合作的，毕竟头一年的彭公大墓，也是与他们合作。《都市快报》创办不久，都是从《杭州日报》出来的年轻人，既锐利，又活泼，有个领导是副刊部的，原先认识，这是我们选择合作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

《都市快报》确实是合作的受益方，因为彭公大墓、雷峰塔地宫，再加上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报道，在杭州城内颇有后来居上之势。这让竞争对手《钱江晚报》非常不满，他们抗议不公平竞争，说考古队员的发掘手记怎么可以独家提供给特定媒体。后来，我的另一篇地宫发掘笔记《我打开了铁函》，就发在《钱江晚报》上，但晚报不如《都市快报》灵活，这么具有新闻性的文章，竟然不安排封面或封底位置，而是安排在“文化新闻”内，影响力就不及《漫长的一天》。

当然，这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好，是雷峰塔本身有影响力，搭上雷峰塔的风口，什么文章都有人看。

曹锦炎所长，毕竟是学者，说，现在的考古所也有知名度了，我们的使命基本完成了，目标达到了，以后，像雷峰塔地宫发掘这么有公众影响力的工作恐怕也不会再有，我们就不再主动策划这种事情了。你很能写，也不用再向别人证明了，我想看的是，你何时能够写篇像样的“学术文章”——后来，我真的潜心学术，一意只读圣贤书。如果不是2009年《杭州日报》的邹滢颖老师邀请我在“西湖副刊”开专栏，我肯定不会写这些七七八八的“杂览”文字。

《杭州日报》的专栏开了一两年，渐渐地，“考古人茶座”专栏在杭州有了固定的读者，《杭州日报》《钱江晚报》《浙江日报》《瞭望周刊》的编辑老师偶尔也会给我安上几顶高帽。我这人听不了好话，听了好话，犹如收人礼物，拉不下情面，只好一直硬着头皮写下来。于是，就在不务正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后来，竟然成为“公众考古”事业中的一员，这完全是此前没有想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