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佩蓉 /文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关于“江南”，我们能从历代文人墨客的作品中寻觅到丰盈的信息。这里讨论的“江南”，大多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的吴语地区。作家萧耳是来自古镇塘栖的江南女子。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携来浩荡水汽，舟楫棹歌，赐予她温和脾性和灵慧才华。

以故乡为背景，萧耳创作的长篇小说《鹊桥仙》以陈易知、何易从、戴正、靳天四个运河边小伙伴的成长为线索，追忆两代人的情感故事，以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化，反映时代变迁的宏大进程，勾勒出江南小镇三十多年的盛衰和悲欢，为读者打开一幅江南长卷。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河、船、桥、老房子，构成独特的江南视野。运河里，“一个船队由领头的船牵着，长长的十几条拖船，头船快要钻过大桥洞了，尾船看过去还是小小的一粒”，驶过的船，会将外乡新娘子的嫁妆运来，时常有一只珍贵的半导体收音机发出“金玉良缘将我骗”的越剧唱腔。船上妇道人家喜欢穿花色特别鲜艳的衣裳，男人家撑篙摇橹卖力气。运河边，镇上人家每天就着轮船汽笛声入睡，深夜能看见运河上亮起的点点渔火。小镇的年轻一代，穿过弄堂，可以看到运河沿岸的各种西洋镜，也坐渡船到对岸上，沿着河在水边走。这些场景融入日常生活的片段，为故事发生设定了时间，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具体场所。夜航船、繁忙的码头、枕水的民居，这些细节的描绘，呈现出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情，吸引读者融入故事情境。逝者如斯夫，运河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败。曾经的茶馆、戏馆被洗浴中心、肯德基、夜总会代替。小镇的发小远游又回归，相聚又分离。江南故园，逐渐成为面目模糊的记忆、温馨的念想和惆怅的追怀。

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出江南脾性。才子佳人出江南。江南佳丽地，有的是轻柔的水风、欸乃的桨声、婉转的越剧。“两人身上一绿一白的连衣裙，被风吹起了裙角，额前的刘海，也被风吹得摆动起来”，是诗中青柳枝一般的女孩子。公交车女售票员，笑起来“像冰激凌化开来”，是甘泉一般明媚甜蜜的女子。就连经历初潮的姑娘，由父亲将洗澡水和大木盆抬上、抬下楼梯，她一边洗澡，一边在窗边吹风，看河上风景，跟瓦檐上的猫聊天。临水产娇娃，丽水出美人，也只有江南，才能纵容女孩如此温润娇蛮吧。男孩呢，“长得不算帅气，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也是和运河匹配的眉清目秀。江南之地，自古风骚有余，霸气不足。一川烟雨，满城风絮，软化了世俗野心，冲淡了凶暴戾气。江南子民心安理得地接受读书求仕、经商成家的欢喜悲愁。江南富庶地，镇上读书人家，在温饱之余，“学而优则仕”是最正经的追求。靳天、刘春燕走的就是这样的正道。靳天在小城得志，刘春燕作为够得上条件的女干部，顺利提拔。同时，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南北开放交流的重要区域。丰富的物产，加上发达的交通，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便利。江南的古镇也给商人留下更大的空间。沈美枝和杜秋依都是古镇美人，都有敏锐的市场嗅觉，能迅速发现潜在的商业价值。沈美枝死缠烂打追上了高庆，获得高家压底的金货和绣花苏缎，正是商人思维的成功之处。小说也给戴正这样的“散仙”留了一席之地。戴正从小爱唱歌，省级医院干得不称心，干脆回归镇里，在桥堍开了茶书场，从此人在江湖漂。

语言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文学特征。语言的地域色彩是小说辨识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鹊桥仙》融合了“吴侬软语”，形成明显的江南腔调。吴语地域，人们讲话自有语调。众人玩笑，戏言戴正也早点相一门亲事，戴正忙说，“我不要，我不要，老娘的，麻烦煞，哭哭笑笑，烂糖鸡污搅搅”。小镇人讨论“跳舞”这件新鲜事，“好看的，新式白相，脱牌拉丝，交关赞”，诸如此类的短句，将说话人率真的性格表现出来，同时营造了跳跃的语感，成为古镇不可或缺的审美元素。方言，是培育地域文化的土壤，是艺术作品中最生动鲜活的表现手段，也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这个码头的人，一辈子喜欢荡发荡发”“一个人在这里，荡发荡发，百坦来”，避免全方言写作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小说中反复出现“荡发荡发”“小辰光”等吴语方言。即使根本不了解吴语方言的读者，也能根据语境，揣摩出大致意思。倘若用普通话表述，应该是“慢悠悠走来走去”“小时候”的意思，必然会割舍江南软糯的生活质地。而恰当地运用吴语方言，增添了江南水乡的气息，使小说呈现出“珠圆玉润”的柔和气质，瞬间勾引出原汁原味的旧江南气息，达成与读者的情感共振和文化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