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 庐

（古典主义者）

《唐诗三百首》首篇便是张九龄的《感遇》二首，对此历来众说纷纭。或曰应循唐诗演进，选取初唐四杰开篇。又云编排既不按时序，何不径选唐诗巅峰李杜？若欲究源穷理，还得从编选者蘅塘退士说起。

蘅塘退士孙洙，清康乾年间无锡人氏，平生三为县令，间又屡任学官，素以淳德教化为己任，平生夙愿为万千蒙童编选一部纯正唐诗读本。自宋以来，长期存在唐宋诗之争，钱钟书先生曾有断语：“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可见，两者之争，并不是简单的时期之分，更是体调与风格的区别。孙洙所处之时，诗学繁昌，唐诗派的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先后主盟坛坫，而宋诗派的袁枚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也已萌生，唐宋诗之争日趋激烈。作为唐诗派坚定拥趸的孙洙，深受神韵说影响，以盛唐诗为宗，多选空灵超逸之作，且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大归。由此，开创盛唐之音的诗坛宗主、诗风以清澹雅正见长的张九龄率先开篇，便是情理中事了。

张九龄，字子寿，先祖于永嘉南渡迁至广东韶州曲江。张九龄是开元全盛期最后一位名相，也是历史上首位江南籍宰相。他位居枢衡，道德、文章、才识兼备，尤以“直气鲠辞”的曲江风度为世所重。在他身后，每有荐相人选，玄宗总问“风度得如九龄否？”王维曾献诗称颂：“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对张九龄钦佩不已。杜甫晚年作《八哀诗》叹旧怀贤，组诗末篇即为感念张九龄。“诗罢地有馀，篇终语清省”、“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对张的人品和诗才敬崇备至。

张九龄的诗文直写胸臆，融情入景，去繁彩而存绮秀，集兼济与独善于一身，充盈着盛唐独有的“英特越逸之气”。他的诗作以五言为主，清远秀拔，细品如玉磬含风，高韵逸响，非惟隽婉，且见神骨，看似质朴浑成，实则思深力遒。胡应麟《诗薮》评曰：“独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与庄严之内。”

张九龄一生宦海浮沉，三起三落。开元二十四年，58岁的张九龄遭李林甫、牛仙客等门阀权要攻讦而罢相，次年贬荆州长史。谪居期间，张九龄不胜慨叹，托物寓意，写下五言古诗《感遇》十二首。

选入《唐诗三百首》之其一：“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以春兰秋桂的丰茸皎洁自喻，自生自荣，不为物染，全诗哀而不怨，散淡道来而余音枨触不尽。第二首为《感遇》之七：“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前四句咏橘见志，“岁寒心”直抵诗旨所在。五、六两句侧写丹橘虽美却进献无门，自述怀才不遇、佞小蔽贤。七、八两句感叹天意难问、命运多舛。结尾两句最是绝妙，以桃李的阳艳喧闹，反衬丹橘的寂寞高洁，冷然一问，正可见出失意寒士的本色——悲愤之中的强项不屈。

张九龄诗作选入《唐诗三百首》之中的，还有一首五言律诗《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此诗历来家传户诵、脍炙人口，多被认为早年游宦羁旅所作，而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则言亦作于荆州，意以芳草美人之情比忠贤去国之思。此说是否附会，也就见仁见智了。

张九龄贬居的荆楚之地，正是昔日屈子行吟之处。屈原《九章》其八《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守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此为诗史中的“咏物之祖”，诗人讴歌橘树的独立不迁、坚贞不移，自抒其志。

千年之后，张九龄在此地写下“江南有丹橘”篇，当是触景伤情，赋诗明志以法前贤。刘熙载在《艺概》中辨析张九龄与陈子昂的《感遇》诗，谓“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所至”，点明了张九龄与屈原之间的渊源。一株丹橘，一样情愫，留下了两首千古名篇，是为丹橘之幸？抑或诗家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