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伊始，母亲给我准备了一支毛笔，笔杆上刻着“江一山”三个字，字体飘逸，还涂了红，高雅又喜气。母亲强调说：“这是杆好笔。”又谆谆教导我说：“练好笔杆子，将来能过好日子。”我才上小学一年级，不知道将来有多遥远。我只记得，这杆笔，母亲是拿了六个鸡蛋，去怀音爸那店里换来的

“开笔”的仪式有点讲究。我现在想来，有点庄严和神圣感。那一天，我在母亲的指导下把小手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将新笔的笔套摘下，欣赏一下笔头的洁白和纯净。然后拿一口干净的碗，装上大半碗温水，再将这白刷刷、硬邦邦的新笔头按在温水里，泡上小半天，待笔头完全松软了，轻轻地涤去表面那层胶，再把笔头上的水甩干。

接着就是让笔头蹭墨了。蹭墨的程序也很严谨，笔杆一定要纵向运动，自前向后，蹭一下，笔头抬起，悬空转几度，再落在砚台里，反复转动反复蹭，让笔头均匀着墨。绝对不能让笔头在墨汁里自由卷滚，要不毛儿就乱了。

还没等我读完一年书，父亲就吃了冤枉官司入狱了。母亲一个人养不活我们四个孩子，在第二学年开学时，要将我送往县城的大舅家，表妹秀蓉和我同年，正好给她做个伴。我虽小，也明白那是寄人篱下；舅舅舅妈再好，也不是我亲爸亲妈，我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了。

我考试插班到县城最好的小学、最好的班级。因为我的乖，班主任洪哲文老师喜欢上我，还引导同学们选我当学习委员。

我的“江一山”毛笔用久了，用老了，一下笔，笔头就开了花，下笔就双线，小小的方格挤不下我那些“空心字”。我不敢向大舅要钱买新笔，就找了把剪刀，修修那几根不守纪律的乱毛，勉强对付着写作业，可两天后毛笔更糟了。那一天语文中考，我那不争气的毛笔根本不听使唤，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坐我后桌的班长吴良玉就把富裕的一支毛笔借给了我。

下课后我忙着行使学习委员的职责——收试卷，待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发现毛笔不见了。却见三位男生在玩“骑马锒锒”，就是两个男孩将四条胳膊搭成个四方形，另一个孩子坐在这手搭的“马鞍”上，他们嘴里嚷嚷着“锒锒锒！锒锒锒”在教室里蹿来蹿去，撞得课桌歪歪斜斜。我想糟了，赶紧往地上看去，发现吴良玉借我的那支毛笔躺在地上，一身灰泥。我赶忙捡起它，笔头却悲壮地掉了下去——原来笔杆被人踩裂了，再也抱不住笔头了。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五雷轰顶！

我哭着对骑“马锒锒”的男孩们说：是你们把我的笔撞到地上，是你们把笔杆给踩裂了，你们得赔我的笔！那几个男孩一下子凶了起来，其中一个为头的把“马鞍”上的“骑士”扔下，指着我的鼻子就骂：“你哪只狗眼看见我们把毛笔弄到地上的？又是哪只狗眼看见是我们把毛笔踩裂的？臭乡下囡！”

我一下子懵了，半晌缓不过气，连眼泪都噎在嗓子眼里。

吴良玉没有懵，她淡定地对我说：“这笔是一毛五分钱买的，你得赔我一毛五分钱。”我明白损坏东西要赔，可是我哪来的钱呀。

欠债的日子真难熬啊，每天我一到了学校，吴良玉就迎上来索赔。那滋味，那尴尬，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让我想放弃县城的学习，逃回乡下去……

可是我知道我不能逃。

良玉为人不坏，她见我真穷，自动把赔偿款降到一角二，又降到一角，再降到八分，最后她说：“你就赔我两分钱吧。”

可是我连一分钱也没有！

是我们班一位叫周翠槐的同学救了我。她从家里拿来了一支笔，很豪爽地对吴良玉说：“我替钱国丹赔你！”吴良玉接过笔看了看，说：“这么旧，笔杆子都发黄了。”她很不情愿地摘下了笔帽，认真地审视着那笔头，终于说：“这笔头还蛮好的。”于是就收了下来。我长长地吁了口气，压在心口的石头终于搬掉了。

从那开始，我视周翠槐为救命恩人。至今，我们俩还是最好的闺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