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晞 /文

平庸之恶不是无辜的雪花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5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里，不仅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史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

“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提出来后，不但引发了西方思想界长达50年的争论，而且在传播中不断被庸俗化。有些人不加思考，望文生义地将“平庸之恶”解释成普通人的恶，或者是小恶。但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立意显然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

“平庸之恶”真正的解释是：放弃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恶。1975年12月，阿伦特在家中写作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在她的电脑屏幕上，刚好打下一个小节的标题“判断”……这是阿伦特一生的思考所在。判断是思考的行为结果，没有思考的判断只是服从。

《反抗“平庸之恶”》又名《责任与判断》，是阿伦特的学生杰罗姆·科恩为其师编纂成书的论文集。不会思考，没有判断力作下的恶就是平庸之恶；反抗即反思，用思考确定责任的边界和维度，它是超越法律、道德、良知等等各种价值的。

无智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种平庸之恶

文明与野蛮的区别，除了人类学会各种技能，还有就是制定了各种规则，这些都需要知识的积累。因此，知识分子历来被认为是优于常人的一类人群。

可是，在纳粹德国时期，最早屈服于纳粹体制的恰恰是那些正派体面阶层的成员，其中不乏知识分子。为什么原本应该带领人类前行的知识分子，会这么快地臣服于反人类的纳粹主义呢？汉娜·阿伦特在书中写道，因为“他们简单地用这一套价值体系替换了那一套价值体系”。

知识是价值但不一定是价值观，知识分子是一群有知识的人，但他们不一定是有正确价值观的人。

2019年8月10日，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在狱中身亡，让他入狱的罪名是涉嫌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少女，爱泼斯坦的性侵网络牵涉出西方大量政商名流和科学名人，已故的人工智能先驱、图灵奖得主马文·明斯基，直接被指控经由爱泼斯坦组织，性侵未成年少女……事后，爱泼斯坦的“科学朋友圈”成员乔治·丘奇在接受STAT News采访时表达了公开道歉，将自己与爱泼斯坦相交称为“书呆子的视野狭窄”；MIT媒体实验室负责人伊藤曾接受爱泼斯坦为他个人的科技投资基金进行捐赠，他称此事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定义了文化，思考着如何去吸收和应对技术的变革，但他们却与魔鬼做朋友。学术上的成就并不保证人格的同等伟大，拥有了知识并不等于拥有价值观。汉娜·阿伦特研究发现，“第三帝国的罪犯，他们不仅过着完善的家庭生活，而且喜欢阅读荷尔德林和听巴赫中打发闲暇，这就证明了知识分子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容易陷入罪恶。”

知识分子与智识分子在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开后走得越来越远，把知识等同于文化是观念的狭隘与短视，当我们看见镁光灯射在知识的强光上时，往往会忘了它没照亮的是价值观缺失的黑暗。

在文字的裂缝里迷失方向

文字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工具，它以书写承担着历史。书院教育从来都是以识文断字开始，但文字的方向最终却能影响知识分子与智识分子的成长。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徐骏的这首诗拉开了清朝文字狱的帷幕。文字狱贯穿整个清朝250年，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

文字狱禁锢文化思想，阻碍科学发展，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在这样的文化压力下，清朝的文人写诗不敢抒情，著文不敢言志，小心翼翼地在“文字”上下功夫。清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花一生时间，集两代人之力，致力于训诂学研究，后世称“高邮二王”。王氏父子对许多文献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合称“高邮王氏四种”，是乾嘉学派最负盛名的著作。父子俩一生虽著作颇丰，却大都在研究音韵、文学、训诂校勘等专门领域。这种“专注”，让话语变成了对经验、遭遇、词语隐匿的小心翼翼的叙述。

文字狱的背景下，王氏父子劈开了一道文字的裂缝，但这道裂缝却可能让许多“无智”之人偏离了方向，到最后，知识分子成了以会写四种“茴”字为荣的孔乙己。文字上的条分缕晰最终变成了价值上的不求甚解，于孔乙己是一种智力混沌，于有些人是一种瞒天过海。

福柯说：“当语言与沉默有关时，它必然与僭越有关。”在文字本身上下死功夫，这是价值的一种沉默，因为“他们只是把语言串在一起，但最终留下的只是干枯的绳线。”

“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走。最大的恶不是根本的，而是没有根基的。”汉娜·阿伦特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失去思想和记忆，你就丧失了完整性，于个人如此，于一个民族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