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星 /文
很喜欢读回忆录和各种回忆性的文字。不一定是名人名家的,普通人的回忆录一样很有价值,个人的境遇总是和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
一
最近我读了一本初版于1958年、1980年再版的回忆录《不倒的红旗》,作者是大革命时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陈同生。这个名字以前我不熟悉,后来在阅读新四军战史,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史料,陈丕显、管文蔚等新四军将领的回忆录时,经常会看到。
担任过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曾与陈同生一起在江苏抗日根据地出生入死战斗过。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散文集《写心集》(曾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其中就有一篇写陈同生的,题目很直接:《滔滔不绝陈同生》。
这个题目反映了陈同生个性的一个侧面。刚开始与陈同生交往时,惠浴宇还有些不适应——“我常常纳闷:一个1924年‘一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长期做党的军运和敌工工作,还参加过‘二战’时期最核心机密的中央保卫局的战斗,何以说话时常信口开河,一会儿高到天上,一会儿落到地下,让人摸不到边。嘴里总是叭喇叭喇地不得停,只要他在场,别人的嘴巴都只能‘稍息’。”
但共事日久,惠浴宇就了解了,陈同生的这一脾性,是他在与敌人长期面对面斗争中不自觉养成的。他在从事地下斗争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但敌人对他的真实身份始终摸不清,只知道他是鼓吹抗日的报纸主笔。陈同生就是利用这一点,在每次提堂时,他要么不说,要么滔滔不绝,云里雾里,把对方搞糊涂了。一直到“七七事变”后,他在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周恩来等的营救下出狱。当然,惠浴宇后来也观察到,不管陈同生如何天南地北地海聊胡侃,但从来没有透露过军政机密,从来没有误过事。
二
由于陈同生革命阅历丰富,他的回忆录有不少独家秘辛,可谓珍贵的党史资料。
比如,有一篇他写邓中夏的。一次,他与老朋友邓中夏坐在上海静安公墓的树荫下谈了3个小时,讲到要培养革命新人时,邓中夏说,“我们如果不能培养出比我们更坚强、更有能力的大批新兴的革命干部,特别是从工人、贫苦农民和愿意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中培养提拔一批真正的、愿为无产阶级事业战斗到底的人才,来担负起革命领导工作巨大而繁重的责任,我们的主张则无法实现,我们的胜利是不能获得的”。这番话反映出邓中夏对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在今天和今后,都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针对陈同生希望能早些回到苏区和红军队伍中去,痛痛快快地同敌人面对面拼杀而不安于白区工作的心情,邓中夏又说,“现在红军打得很好,白区的工农运动配合不上,不能建立起许多新苏区。因此,便不能分散敌人对老苏区的‘围剿’,我们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肩头上的责任是很重的。应当一心一意地将工作做好。这与我们回到苏区去战斗有同样的意义”。
这番话也反映出邓中夏作为革命领袖自觉的大局观和愿意承担最危险工作的责任担当。陈同生说,那天听过邓中夏循循善诱的劝导之后,他就再也没向党组织提过要求,从此安心做好危险紧张的白区工作。而且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切行动听指挥,组织让他到哪里工作,就无条件地到哪里去。
三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也是陈同生的老朋友。1927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7月份,汪精卫在武汉也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蒋汪合流,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就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有一天,陈同生在街头碰到恽代英。恽代英对他说:“有军队,我们可以打倒敌人;没有军队,赤手空拳只好挨敌人的揍。这样一清二楚的道理,有些自命为理论家的同志都丝毫不懂,以为办几种杂志、报纸,组织一些群众团体,发表几篇文章、几次讲演,甚至振臂一呼便可以夺取天下。这真是白日做梦。”
恽代英不愧为毛泽东的好朋友,两人都认为只有用革命的武装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舍此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在反革命事变之后,恽代英去南昌协助周恩来组织南昌起义,毛泽东则回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恽代英还曾嘱咐即将南下奔赴南昌起义部队的陈同生如何带兵:要与士兵同甘苦,要热爱士兵如手足,关心士兵如慈母;要使每个士兵都懂得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恽代英虽然是党内一位杰出的理论家、演说家,但他对军事斗争之道,对建军铸魂,有着超常的深刻认识。可惜后来他被叛徒出卖牺牲了。不然,他完全可能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四
陈同生的另外一些回忆,也很有意思。
危拱之是大革命时期的女革命者,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她和陈同生都随部队退到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区。一次,危拱之和陈同生一起阅读晚清时期的革命家秋瑾的诗词,袁国平(抗战期间新四军领导成员之一)走了过来,问:“你们在谈秋瑾吗?”
危拱之说:“是啊,秋瑾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妇女的榜样。她为争取民族独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可是她不知道脱离群众的个人奋斗,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单单暗杀某些显要人物,也不能推翻整个旧制度,劳苦大众是不会得到解放的。”
陈同生记下的危拱之这段话非常有价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与以秋瑾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区别,所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会失败,而初心为民的共产党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陈同生在牢中受严刑拷打后健康受到损害,但他非常坚强。同生死共患难的狱友也曾给过他许多鼓励。他刚入狱的时候,一位戴眼镜、年岁较大、被狱友称为“教授”的“犯人”,靠近陈同生,说:“说到刑讯,方式多得很。难友们已受过的恐怕不少于50种。他们还在天天研究新的酷刑。朋友,这不算什么,我告诉你一点小经验吧,刑罚不论如何厉害,到人失去知觉时便没有作用了。熬半小时,什么难关都过去了。拿出革命的、坚决勇敢的精神来……”
陈同生后来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尤其是两次电刑,他都昏死过去,都是被敌人用冷水浇醒的,但敌人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些话语,这些往事,如果不是当事人的回忆,一般人是很难想像的。这些回忆的细节,都是组成历史叙事的丰富动人的血肉,我读过之后,摘出来,供历史编纂者们采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