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军 /文

1972年国庆节期间，孙犁先生给韩映山写信，其中写道：“我一切如常，每天到报社上班看稿，弄得很累。但好的稿件实在少有。”（见《孙犁文集》第五卷，第203页）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实则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此时的孙犁已从“牛棚”中被放出来了，可以到天津日报上班了。至于为何会“弄得很累”，孙犁自己没说，想来也是事出有因的。

多年之后，孙犁先生在《文字生涯》一文中，正面描述了他当时的境况——

“这时，我从劳动的地方回来，被允许到文艺组上班了。经过几年风雨，大楼的里里外外，变得破烂、凌乱、拥挤，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好像已经渐渐地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歇斯底里状态中恢复过来。一位调离这里的老同志，留给我一张破桌子。据说好的办公桌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我自己搬来一张椅子，在组里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我的工作：登记来稿，复信；并郑重地说，不要把好稿退走了。”（见《孙犁文集》第三卷，第221页）。

于是，这位在“牛棚”“干校”里栉风沐雨干了好几年农活儿的老人，总算是重新“上岗”了。不过，这个所谓的“岗”，却实在是滑稽可笑——孙犁本是天津日报文艺组的开山元老，这里的副刊都是他亲手参与创办起来的。如今，他“归来”了，却要从最基层的工作“登记来稿”做起，他内心怎么能没有“落差”呢？然而，老编辑孙犁在这个“见习编辑”的岗位上，却做得有板有眼，一丝不苟。他写道：

“我是内行人，我知道我现在担任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我开始拆开那些来稿，进行登记，然后阅读。据我看，来稿从质量看，较之前些年，大大降低了。作者大多数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语言都是从报上抄来。遵照组长的意旨，我把退稿信写好后，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见《孙犁文集》第三卷，第221页）

当时，与孙犁“搭档”的同事，一位是生寿凯先生，同事们都叫他达生，当时司职“二审”，也就是孙犁的“顶头上司”；另一位是董存章先生，一位胖胖的、总是笑眯眯的老先生。在此不妨插上一句：当我1977年进入天津日报时，这两位老编辑都还在文艺部，我与他们都有过一些交往。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心地善良、非常厚道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笔下，也都涉及到他们当年与孙犁“搭档”的真实情形，正可与孙犁先生的记叙相映成趣——

达生写道：“记得在‘文革’期间，经历过批斗、抄家、进‘牛棚’之后的孙犁先生，又被责令到天津日报文艺组坐班，做一般的编辑工作。说是‘落实政策’，但不彻底、不公正，留了一个惩罚性的尾巴。对于这位谦和宽厚、诚恳率真、极富幽默感的老作家、老领导的到来，文艺组同仁自然欢迎。先生对他‘下放’文艺组，并不介意，跟我们有说有笑，排遣了不少烦恼。”（达生：《孙犁先生三题》，见《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下卷，第1146页）。

董存章写道：“孙犁先生在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后，每天上半天班，和达生我们仨人桌子对在一起，和我们一起看稿。他看了稿觉着可以选用的，总是拜托我们再帮他看一看，把把关，然后再送领导审。为先生看稿方便，我和达生都提出，让他的桌子摆在靠窗户的地方，他非要把头儿，并幽默地说：‘三面为上，不要礼让了。’仨人只好一场哈哈大笑了之。”（董存章：《孙犁先生》，见《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下卷，第1157页）。

由此可见，虽然彼时寒冬尚未过去，外面的大气候还相当肃杀，但在文艺组，特别是文学作品版内部，“小气候”还是有些暖意的。因此，孙犁在这里，尽管做着最烦琐、也最繁重的“见习编辑”的差事，每天都“弄得很累”，但“工作了一个时期，倒也相安无事。”（孙犁语）

在这个“非常时期”，倘若哪位作者有幸与这位“见习编辑”的一双慧眼相遇，那将会发生怎样的人生传奇呢？

一天，孙犁拆阅了一份写在小学生作文本上的来稿，是两篇小说习作。这个署名为“曾伏虎创作组”的作品，被孙犁一眼看中，马上提交给“二审”，建议采用。稿件被层层审阅并通过了。孙犁给这个作者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复信。当时，他还无权个人署名，落款是“天津日报文艺组”。信中说，寄来的两篇小说都通过了，写得不错，希望多读多写，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孙犁还建议作者改一个像笔名的署名。

当时，他根本想象不到，这个“曾伏虎创作组”其实是河北省束鹿县一个贫困的青年农民，因为出身富农，政审总是不合格，写了许多稿子都被退稿了。于是，这次给《天津日报》投稿，他就故意起了个好像造反派组织的名字。偏偏他遇到了这位只认稿子不认人的“见习编辑”，他的“好运”真是来了——当孙犁的复信寄来时，这个农家小伙子正在海河工地上出“河工”。他遵嘱改了个“飞燕”的笔名，很快，他的习作就见报了。从此，这个“飞燕”从泥淖中奋然起飞，并终于成长为一个专业作家——正是孙犁的一双慧眼，改变了这个“海河民工”的命运。（飞燕：《一封改变命运的信》，见2000年10月3日《天津日报》）。

而彼时彼刻，孙犁对这些情况还全然不知。他每天依旧在尽心尽力地完成自己的岗位职责。他生性敏感，虽然在组内“小气候”有些暖意，但终究无法抵挡窗外的肃杀和寒冷，他不时还能感受到威压的气息：“我只是感到，每逢我无事，坐在窗前一张破旧肮脏的沙发上休息的时候，主任进来了，就向我怒目而视，并加以睥睨。这也没什么，这些年我已经锻炼得对一切外界境遇，麻木不仁。我仍旧坐在那里。可以说是既无戚荣，亦无喜色。”（见《孙犁文集》第三卷，第221页）

行文至此，善于捕捉细节的孙犁，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在一段“非常时期”所发生的一个善意之举——

他写道：“同组有一位女同志，是熟人，出于好心，她把我叫到她的位置那里，对我进行帮助。她和蔼地说：‘你很长时间在乡下劳动，对于当前的文艺精神、文艺动态，不太了解吧？这会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唔。’我回答。

她桌子上放着一个小木匣，里面整整齐齐装着厚厚的一叠卡片，她谈着谈着，就拿出一张卡片念给我听，都是林彪和江青的语录。

……

等她把所有的卡片，都讲解完了，我回到我的座位上去。我默默地想，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

这段文字很有意思，前前后后，孙犁只有一个“唔”字。然而，在这个沉默无语的老人内心，却是翻江倒海、纵横中外，激荡着无限的忧思和愤懑……

在孙犁笔下，有一个镜头也透露出他当时在办公室的生存状况：“中午，在食堂吃过饭，我摆好几张椅子，枕着一捆报纸，在办公室睡觉。这对几年来，过着非常生活的我，可以说是一种暂时的享受。天气渐渐冷了，我身上盖着一件破旧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触景伤情地想：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见《孙犁文集》第三卷，第221—222页）

这位饱经沧桑的“见习编辑”，此时此刻所牵念的，却是我们整个文艺队伍的遭遇，他身上盖着的“战利品”，那件陪伴他从抗日战场走进大都市的黄呢斗篷上，应该还浸染着战斗的烟尘吧，而今却无法阻挡阴风邪气对这位老战士的袭扰……

大概在1975年前后吧，上面来了新的精神，要进一步“落实政策”。孙犁用一段幽默感十足的文字，描写了这件“趣事”。他写道：“就说十年动乱后期吧，我在报社，仍做见习编辑使用，后来要落实政策了，当时的革委会主任示意，要我当‘文艺组’的顾问，我一笑置之。过了一个时期，主任召见我，说：

‘这次不是文艺组的顾问，是报社的顾问。’

我说：‘加钱吗？’

他严肃地说：‘不能加钱。’

‘午饭加菜吗？’

他笑了笑说：‘也不加菜。’

‘我不干。’我出来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孙犁在“文艺组”内部的境遇，自然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刚好在1975年进入“文艺组”的宋安娜，在她的题为《大师的手》的文章中，详细记录了名义上依然是“见习编辑”的孙犁，在彼时的实际境况——

“孙犁却只能做一审。这属于实习编辑的差事，他却一如既往的认真，遇到能用的来稿，诚心诚意地与二审商量，不能用的，则一丝不苟地退稿。……同事们个个心照不宣，对孙犁都很尊敬，他的审稿意见往往便是终审意见。”

唐山大地震是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据同事们回忆，以此为“分水岭”，震后的孙犁就被准许不用再到报社上班了，由此，他的“见习编辑”的生涯，也就“无疾而终”了。一年以后，当我调入报社时，亲耳听到报社传达市委的正式文件，在重新组建的报社编委会名单中，孙犁的名字赫然在列，他终于“官复原职”。此时的孙犁先生已经64岁了。

（作者系深圳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中国副刊”新媒体中心总编辑；学者，散文家、艺术评论家、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