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鹏

临近年底，很多工作进入收官阶段。这个时候，基层干部最忙也最忐忑。他们在忐忑什么？有人坦言：肩上压着大小事，头上悬着“问责剑”，总担心哪个环节出现纰漏，当真是“下面一颗钉，上面千把锤，随时可能挨一锤，就是不知谁先锤”，身心俱疲之余，思想负担也格外重。来自基层的“吐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滥用问责带来的消极影响，导致一些基层干部患上“被问责焦虑症”，工作起来如履薄冰、缩手缩脚。

问责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为的是把权利与义务、责任与担当对应统一起来。然而，现实中少数地方和部门依旧存在“好经被念歪”的现象。比如，大搞“凑数式”问责，为了完成年度问责目标，把问责泛化、扩大化，搞得人心惶惶；依赖“一刀切式”问责，为了图省事省力，不分青红皂白，不论具体是非，手法简单粗暴，一“问”了之；惯用“看碟下菜式”问责，打着“精准问责”的旗号，实则避重就轻，拿一些小错误小问题“开刀”……凡此种种，不仅偏离了问责机制推行的初衷，更让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焦虑“满格”。

基层是一方“责任田”，压实责任不等于随意问责。过犹不及，万事同理。问责一旦失了“度”，基层干部干事创业就找不着“北”。这种“用力过猛”的问责，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法有缺陷，根源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因而，解决基层干部的“问责焦虑”，不妨从“为什么问责”“该问什么责”“怎么样问责”这三个问题入手。

确保权责对等。为什么问责？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问责就好比一把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利剑”，它“出鞘”的目的并不是要和干部过不去，而是确保权为民所用。同时，也需要明确，倘若权责不对等，这把“利剑”就会被乱用。比如，有的单位遇事不决“属地管理”，由“责任主体”摇身一变“督查主体”，把责任层层下甩，出了事情基层“背锅”；有的领导干部“懒政思维”作祟，干什么工作都要靠问责来倒逼，甚至把“问责量”当作自身工作能力的“遮羞布”。如此一来，不仅起不到“问责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反而严重损害问责机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公正性，破坏基层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严格对标落实。问责不是一个“筐”，什么都要往里面装。对什么该问责、什么不该问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都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具体情形。各级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严格对标落实。几年前，某地公职人员因洗澡迟接巡察组电话被给予警告处分，就曾引发网友热议。基层干部反映最突出、舆论最为反感的，正是这种问责的随意性。在启动问责程序时，既要按照规定的问责范围、问责标准分清楚把握好，又要全面深入地对问责的行为和事件进行分析了解，确保最终的处理意见公正合理，从而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标。

准确把握尺度。回答“怎么样问责”，首要坚持依规依纪、实事求是。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只有以事实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才能问出党风政风的转变、问出履职尽责的实效。同时，还要深化落实容错纠错机制，深入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既问不为之责、乱为之责，又容无心之失、摸索之误。今年，《浙江省深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实施办法》出台，就是瞄准“问责恐慌”，旗帜鲜明地为敢担当、会做事、不谋私的干部撑腰鼓劲。说到底，问责只是手段，负责才是目的。相信，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将充分迸发，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决心将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