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鹏

“五一”假期临近，调休话题又进舆论“风暴眼”。调，还是不调？支持者认为，调休能够让原本“碎片化”的休假组成小长假，让假期探亲、出游变得更具可行性，也能促进旅游市场上下游产业发展；反对者驳之，这种“硬凑”出来的假期，终究要“还回去”，使得周末双休变单休，而平时的“单休党”更是直呼“伤不起”，还不如不调。

舆论场上，众口难调，权威部门又是啥立场？去年10月25日，国家发改委官微曾发文解读2024年假期安排。文章提到，“是否调休以及如何调休，目前社会公众的观点差异比较大。总体而言，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是不得不调。”理由很明确，调休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下，为避免节假日“碎片化”所做出的有效政策安排。

那么，近年来抱怨调休的声音为何越来越多？有媒体调查显示，“打工人”普遍反映，调休放假并没有起到休息的作用，反而打乱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并伴随着出行难、购票难、住宿难等一系列问题。走过25年的调休制度，公众对它的态度从新鲜变为嫌弃，也间接反映出一种劳动观与生活观的变化——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个体对物质与精神生活有了更高追求，对调休所带来的假期福利“温差”更加敏感。也就是说，抱怨调休的背后，其实是公众希望取得更多与时代同频、共享发展红利的机会。

由此可见，解决调休之争，关键在“休”而不在“调”。毕竟，无论调与不调，都难以满足所有人的意愿。惟有在“如何休好”上发力，才是当前公众所期待的。长远来看，我们也要从历史的惯性思维中抬起头来，直视现实。譬如，在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并存的大背景下，休假制度改革方案应尽快出炉，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生育、养育、教育下一代。

在寻求“如何休好”最优解的过程中，不妨从这三个方面去把握。

其一，推动假期以“增”的面貌出现。2022年出台的《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年）》提出，“优化全国年节和法定节假日时间分布格局”。对此，央媒近日有评论认为，“如果着眼于民众福祉，经过新的优化，适当增加法定节假日天数，也并非没有可能。”我国最近一次优化法定节假日，是在2007年。如今，快17年过去了，法定节假日还会增加吗？实现这个愿望，需要一个系统的、理性的决策过程。比如，再适当增加几天假期？新增的假期放在哪个时间点合适？都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征求意见、综合施策。可以预见，相关部门在公共福祉面前无论或大或小的善意释放，都将迎来舆论的热烈欢迎。

其二，盯紧带薪休假制度有无真正落实。早在2008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就已正式实施。去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丰富文旅消费。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作息，促进假日消费”。不过，这些政策并未对落实带薪休假做出强制规定，从而使落实更多依赖于道德自觉，随之而来的还有“不敢休”的焦虑。因为，如果自家企业自觉了而同行不自觉，生产力的损失无疑是竞争路上的“无妄之灾”；一些职工怕影响就业岗位、工资收入、职级晋升等不敢提、不愿休。打破这种“内卷”，光靠政策指引、理念宣传显然是不够的。相关部门还需加把劲，不断提升立法精度、执法力度，完善企业违法的追责问责机制，营造一个既能保障公平竞争又能激发创新创造的环境，继而逐步走向全面强制。如此，才能维护好劳动者合理休息的权益，缓解企业的竞争焦虑，让带薪休假制度不再原地空转。

其三，探索灵活休假制度回应民生之盼。回望1999年第一次调休收获的发展成果，此刻聚焦公众呼声，探索更加灵活的休假制度，对于解放生产力和增进民生福祉，何尝不是新的精彩一招？比如，江西、河北、重庆、甘肃等地曾试水“2.5天休息制度”，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出游度假创造有利条件；有些企业试点“上四休三”或是“隔周三休”等模式的错峰休假，使人们假期安排更加自主均衡；近日，我市出台《进一步重视关怀爱护基层干部的若干举措》，其中便提到，“充分保障基层干部休假时间，认真落实补休制度，探索建立灵活、弹性的休假模式，确保应休尽休。”期待，有关部门多些鼓励和支持，推动这些探索真正取得实效，从一个行业铺展到另一个行业，从一枝独秀的“盆景”到全面开花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