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中药，是从那些花儿叶儿茎儿和根儿里煎熬出来的、黑黑酽酽的汤药汁。中药当然是苦的。有的苦里带点香味，有的苦里带点臭味，有的苦里带点甜味，有的又苦又涩又臭又腥，让你难受得把眼睛嘴巴鼻子缩成一团。

近年来我很忙，没日没夜地忙，没工夫也没兴致去搭理什么病；可病们却没皮没脸地找上门来，以至在公共场合出我的洋相，有一次竟一头栽倒人事不省。醒来的第一个感觉是羞愧，面对那么多围观的人，我非常羞愧；第二个感觉是疼痛，身上好几处都痛，而后脑已肿了一个大包。被人扶起之后，我痛下决心少干活计，认真看病。于是隔三岔五地找中医，然后喝起那些苦药汤汁来。接着又认为有奢侈一下的必要，就给自己请了个小保姆——写作这头没法子搁下，家务的担子总可以找人代劳了。

小保姆叫小梅，十六岁。黄黄的脸上带着几分稚气，几分傻气。将她移交给我的是她的母亲。她妈也就四十来岁模样，在附近小区帮人带娃。那天，她一手抱着主人家的娃，一手拉着小梅，敲响了我家的门。

小梅妈一边抹泪，一边向我控诉小梅爹的种种劣迹，比如他从来不出门打工。我问，他不打工靠什么生活？小梅妈答，靠赊账过日子啊。村里有间小超市，他一年到头地赊账。年关我刚一回家，超市老板就拿着账本催我还债来了。

她擦干了泪水，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小梅在我家好好干活，要像听她话一般地听我的话，更要学会养活自己。

就这样，我留下这个黄毛丫头。

“妈！”

这是小梅头一声喊我。当时她在厨房，我在卧室。我怔了怔，心里一动。继而细辨那喊声，虽然怯生生的，却也情真真的。看来，她是将她的一切，至少在我家这段时间里的一切 ，都托付给我了。

然而我却不能接受这个“妈”。这有点乘人之难占人便宜之嫌；况且我生的全是儿子， 外人听见恐怕要误以为是我的儿媳妇。于是我便纠正她喊“阿姨”，喊我的丈夫为“叔叔” 。

小梅头一天煮饭，我示范她淘米，然后把米和水放进高压锅，调好了温度后我就回到我的电脑前码字了。一会儿，高压锅的嗤嗤喷气声伴随着小梅惊惶的尖叫。我跑出去一看，只见小梅双眼发直双手发抖。一问，她不但没在高压锅里做过米饭，而且没有在任何器皿里做过任何饭。我问：你在家里都干什么呀？她答： 玩呀！我问：一天到晚都玩？她答：都玩。我又问：一年到头都玩？她答：都玩呀！

面对这个只知道玩的小丫头，我不知是气还是怜。

于是我手把手地教她烧饭做菜。第一顿，她把鸡蛋煎焦了，第二顿，她把豆子烧得半生半熟的，第三顿的白煮肉，勉强可吃了。当然也得辅导她煎药。头一回她将一包中药煎成了粘在罐底的炭，任怎样挖洗也挖洗不净了，我只得拿出一口砂锅权当药罐。汤药滚了泼得厉害，小梅慌忙用毛巾包着砂锅，扔在湿淋淋的灶台上，砂锅底一着水，砰的一声炸裂了。我只得一口气买了三个新药罐，以备它们前仆后继。不过从此开始，小梅煎药也煎得像模像样了。

小梅每干成功一件事，我就说“谢谢”。小梅先是受宠若惊，后来便笑，没几天就成了个一天到晚咯咯咯笑个不停的“笑星 ”了。有时我也习惯性地扫扫地，抹抹桌子，她一把夺了过去道：我来我来——要不，你雇保姆干什么？

小梅白了，红润了，女孩子的娇态也随之而来了：她一会儿趴在叔叔的耳边叽叽喳喳，一会儿搂住我的肩膀又摇又晃；一会儿又对着大镜子嚷嚷：阿姨，快来看呀，到了你家我怎么变成双眼皮了？有一回，电视里在播芭蕾舞剧《天鹅湖》，我和一位客人坐在沙发上聊天，不知怎么一来，她竟当着客人的面来了个大劈腿，继而笑倒在地半天起不来。

我得常常提醒她给我煎药。我吃中药的习惯是一天一帖，连吃三五天。遇上我情绪好，我也会逗逗小梅，对着她端上来的满满一碗、袅袅冒气的苦汁，我噘嘴哈气皱眉作痛苦状。

小梅的脸便褪尽了笑意。

“这药很苦吗？”她问。

“很苦。”

“恶心吗？”

“直想吐。”

“不喝不行吗？”

“当然不行。”

小梅便怔在那里，半晌一动不动。

第二天，端上来的汤药明显变少，可并不见浓度增加；第三天，那药汁只有一茶盅了，奇怪的是也没见浓度增加；第四天，干脆只有一酒盅了。

“怎么这样少呀？”我疑惑地问。

“我替你给喝下去了！”小梅亮亮地回答。圆圆的红脸上，充满了见义勇为的满足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