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辉

（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我一向是个缺乏自信的人，这并非我天生自卑，而是历史造成的。因为出身“右派”家庭，从小受人歧视，自信便从那无处不在的歧视中离开了我。

但是，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堂作文课却点燃了我的自信，给了我上进的力量。

那是1965年……

我的老家在临海市尤溪镇一个叫温家岙的小山村，村子小，没学校，我要到离村三里地的龙岭中心小学读书。所谓的中心小学其实非常小，校舍设在一个破庙里，教室只有两三间，实行的是复式教学，即一间教室同时容纳两个年级的学生，老师教完一个年级的学生，布置好作业，再给另一年级的学生上课。

小学四年级时，班里新来了一位班主任，他叫张云洲。张老师的第一节课便给我们全班同学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们班有几个调皮学生，上课经常捣乱，下课经常惹事，打架斗殴，逃学逃课，令老师头疼。

张老师的第一节课便将全班同学征服了。

张老师中等偏高身材，四方脸，两道浓黑的眉毛下是一双凌厉的眼睛，他的笑很吝啬，常常笑意刚在脸上漫开便戛然而止，这使他显得特别严肃，不怒自威，同学见了他都怕。

张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地理课。他一上来就提问：太阳绕地球一周是多长时间？

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大部分同学都应该能答出来。但第一个被点名站起来的同学是个“吵客”（临海方言很顽皮的意思），他卡壳了。

张老师的提问从第一排开始，第一个答不出，第二个接着被点名站起来，这个同学应该能回答，但他太紧张，结果也答不出来，接着便是第三个，第四个。一个个同学站起来，却都答不出来。答不出的，张老师不让坐，就这样被“插蜡烛”。不多一会儿，我前面的“蜡烛”已连成一片“森林”。

我坐在倒数第二排，开始时我很轻松，这个问题又不难，有什么怕的？但很奇怪，几个成绩较好的同学也答不出来。理由很明显，因为害怕，对新老师的害怕。

“森林”在蔓延，在向我逼近，我感到心跳加剧，血脉偾张，内心在呼喊：不要叫到我，不要叫到我……

然而，无可避免地，终于叫到我了。我站起来，血，直往脑门上冲，我紧张地张了张嘴，已经失声，终于没能将这个清晰的答案答出来。

张老师的第一节课给了全班同学一个下马威，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开始怕这位老师，包括那几位能翻墙上树、无所畏惧的“鼻涕英雄”。

农村老师往往身兼数职，张老师除教我们地理，还教历史、语文。他给我们上的第二节课是作文课。

作文是我的拿手好戏，我的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有了那次地理课之辱，我决心挽回在张老师心中的印象，好好表现。

记得那篇作文写的是我帮邻居扫盲，因为是亲身经历，有人物，有场景，有对话，我写得轻松顺畅，一气呵成，整整写了4页纸。我觉得这次应该能得到好评。

按惯例，下一节课是讲评。好不容易等到下一节课，作文簿在讲评前发下了，却没有我的。我心里更有底了，不用说，那肯定是老师讲评时将我的作文做范文，等讲评后发给我。那一刻我心中又涨满了期待，期待着屈辱之后的好评。

然而，张老师并没有在班上宣读我的作文，连提都没提。当张老师开始布置另外的作业时，我心里开始发慌了。既不讲评，又不发作文本，什么意思？经验对这位新老师失灵了。此时我已无心听课，开始反思我的作文，于是不足便一个个显现出来。我认定，我要挨批评了。我越想越怕，张老师会不会下课后把我叫到办公室？他会怎样批评我？说我骄傲？说我作文写得不好？说我……我低着头，越想越怕。

不知何时，张老师已站在我面前，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并且笑颜停驻脸上的时间较久，他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作文本。“唔，你好好看看！”

我急忙打开，又迫不及待地合上——我分明看到，作文后面是红红的一大片。

不用说，那是对我作文的批评。

此时，我蓦地发现——我自认——挂在张老师嘴角的笑带着讥讽。

我怎么会写出这么差的作文？我沮丧极了。

那节课，我不知道老师讲了些什么。

下课铃一响，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打开了作文本。

一行行苍劲有力的行书，如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田，蓦地，我感到嗓子眼发酸，泪水情不自禁地漫上眼眶。

张老师不但认真订正了我作文中的错误，还写了长长的批语，他热情肯定了我的作文，并以探讨的口气，对文中的几个段落提出修改意见。“如果这样写，是不是更好些？”“这一段如果能……可能会更感人。”

我还是个孩子，一个“右派”儿子，一个受尽歧视的小学生，而我的老师竟然与我探讨文章写法！一种得到尊重、受到关爱的温暖前所未有地在我全身漾开。

这堂作文课拉近了我和张老师的距离。得知我家有一些文学名著，他不时向我借阅，我当然非常乐意。我一向孤僻自卑，怯于在人前讲话，但在张老师面前却感到比较放松，我开始能正常地与他对话。我们偶尔也会一起谈文学，谈作品中的人物，他始终都以平等的身份和我交流。

半个多世纪过去，这堂作文课给我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也给了我自信，正是这种自信增强了我在人生道路上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力量。